震惊全国的沈阳“3•8”大案

沈阳3.8大案主犯临行前访谈

1996年3月8日,北国沈阳还是春寒料峭,上午9时3分几名从银行取回工资款的员工还未走下汽车,尾随其后的一辆轿车里冲出三名蒙面歹徒,伴着罪恶的枪声,取款员工倒在血泊里,十几万工资款瞬间被抢,犯罪分子扬长而去,整个血案发生过程不过一分十几秒。


在和平的日子里,现场的目击者被惊呆了,整个城市沉默了。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三八大案”。主要犯罪嫌疑人孙德林、孙德松、汪家仁、汪家礼、王文绪自从1991年开始持枪抢劫杀人,作恶累累,警方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才抓住这几个恶魔。


此事件后被改编成电视剧《3·8大案》


  1999年10月19日晚,辽宁省沈阳市。张德敏和曹伦驾驶白色本田轿车,携带刚刚从银行提出的132万元现金,兴冲冲地返回张家。轿车拐进和平区一大院里,曹伦提着装有100万元现金的旅行包,进了一单元一楼左门,刚一开门,突然身后窜过一个人,持枪打伤曹伦,顺手将装钱的旅行包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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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犯兄弟俩伦驾


  在院外停好车的张德敏正从车后座取另外32万元时,发现有个人边掏枪边向自己逼近,他见势不妙,撒腿就往院外跑去。那人朝张德敏开了一枪,子弹打在地上,溅起一串火花。然后三名歹徒分乘两辆摩托车,一溜烟逃离现场。

  这一切仅发生在短短几十秒之内!

  和平大街发生重大持枪杀人抢劫案,被劫钱额巨大,引起社会各界密切关注。市政法委书记王洁纯、市公安局局长杨加林、副局长吴宗声、于凌舜以及刑警支队、和平区公安分局的领导同志赶到现场,了解情况。现场没有更多物证,公安人员在楼道和楼外发现“五四”式手枪弹壳、“五九”式手枪弹头各一枚。

  三位局长暗暗吃惊:“3•8”案子又“打响”了?!

  在沈阳,没几个人不知道“3•8”案件,公安人员尤为耳熟能详。提起“3•8”案件,许多人扼腕吞声,怒发冲冠,又有几许苦涩。我们姑且回溯到五年前,去领略曾经令众多警界英雄为之气短的“3•8”串案——

  1995年9月10日,辽中县的田晓光、田明宏驾驶那辆挂着河南省临时牌照的红色桑塔纳轿车,来到皇姑区机动车交易市场卖车。他们很顺利地达成交易,11点30分,他俩高高兴兴地拉着买主出去试车。但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那辆桑塔纳轿车停在机动车交易市场附近,田晓光、田明宏横尸车内。经勘查,二人遭枪击毙命,警方在车里找到三枚“五四”式手枪弹壳和五枚弹头。

  1996年1月31日,在于洪区杨士乡金沙村东头又发生一起杀人案,出租车(辽A•03777)司机被枪杀。警方从现场发现“五四”式手枪弹头、弹壳各一枚。

  1996年2月2日,两名歹徒开着微型客货车窜入和平区南五烟市开枪打伤业主,抢走现金200元。警方在现场找到“五四”式手枪弹头一枚,“五九”式手枪弹头三枚、弹壳三枚。后来人们在和平区发现歹徒丢弃的微型客货车(辽A•52461),司机被勒死在车中。

  经技术部门鉴定,公安机关认定“9•10”、“1•31”、“2•2”三起案件系一伙歹徒所为。警方并案侦查,但作案现场留下可供甄别的其它线索极少,案情迟迟没有进展。

  “2•2”案件硝烟还没散尽,一个月之后发生的另一起持枪抢劫杀人的恶性案件,无疑给警方办案雪上加霜。

  1996年3月8日上午8点30分,位于铁西区兴工街的沈阳第一饲料厂两位出纳员和保卫干部刘明忠和司机王峻,驾驶一辆白色伏尔加轿车到工商银行北三支行提取现金20.7万元,于9点多钟回到厂里,刚将伏尔加停在厂办公楼前,随后又开进一辆红色拉达出租车,边走边掉头。出纳员提着钱袋下车,保卫干事韩国喜走出厂办公大楼接钱。就在这一刹那间,从出租车上下来两个人,头戴鸭舌帽,身着蓝大褂,捂着大口罩,开枪将韩国喜、王峻打死,刘明忠打伤,抢过钱袋,钻进出租车。还没等门卫反应过来,出租车已冲出大门。

  一个小时后,人们在铁西区应昌街二段居民楼内,发现被歹徒丢弃的拉达出租车(辽A•G2592),司机王建刚的尸体被塞进后备厢里,系被勒死。

  警方在现场只找到“五四”式手枪弹头及弹壳六枚。


  这起令人发指的,在光天化日之下持枪杀人抢劫巨款的特大暴力案件,经新闻媒体报道后,震惊了省城。由于这起案件是该系列持枪杀人抢劫案发生以来杀人最多,抢劫钱额最大的一起,因此,沈阳市公安机关将这组案件定为“3•8”串案。

  “3•8”案件给人们心头投下沉重的阴影,作案人员气焰如此嚣张,手段如此残忍,实属建国以来沈阳市罕见的大案恶案。“3•8”成为市民街谈巷议的焦点,尤其是出租车司机,更加提心吊胆,谁知道哪会儿碰上那些丧门星?

  “3•8”串案对沈阳市的社会治安构成重大威胁,短短半年时间,连续发生;四起暴力涉枪案件,七人死亡,两人重伤,歹徒心狠胆大手黑,危害极大。公安部将此案列为全国重点案件,沈阳市把它定为沈阳特号公案,责成公安机关尽快破案,给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答复。当时的公安局长常绪武亲自率领由刑警支队和皇姑、于洪、和平、铁西四个涉案地区公安机关组成的联合专案组,迅速投入侦破工作。

  专案组对“3•8”串案的四起个案的作案时间、地点、手段等进行综合分析,认为作案人不像是南北流窜的犯罪人员,极有可能生活在沈阳市,特别对沈阳西部地区很熟悉,在城乡结合地带肯定有较隐蔽的窝点。此外,这个犯罪团伙整体年龄偏大,熟谙驾车技术,其中大部分或全部作案成员可能有较深的犯罪前科。专案组奔赴俄罗斯,北上黑龙江,南下天津、广西、云南,远征新疆,追踪线索,调查取证,同时市公安局抽调精兵强将,对沈阳西部重点地区进行大规模摸底排查。

  “不破‘3•8’串案,我辞职!”常绪武局长立了军令状。

  大兵团集中作战,如同撒下天罗地网,奇怪的是,“3•8”案件的作案者似乎“金盆洗手”了,或者有意避开警方视线。“3•8”案件调查工作丝毫没有进展。1997年1月,实行公安局长交流,常局长调离沈阳市公安局。一时间社会上盛传常绪武因破不了“3•8”案件而悲壮辞职,又给“3•8”串案蒙上神秘色彩。

  常局长调走了,杨加林继任沈阳市公安局局长,他面临的仍是“3•8”串案这块越来越难啃的骨头。他亲自动员全局上下,克服松懈厌战情绪,做长期打算,顺着过去的侦破思路全力摸排“3•8”案件。

  在沉寂了一年半之后,1997年10月26日和11月19日,“3•8”串案的枪声再次“打响”,又有两人惨遭杀害,14.7万元现金被抢走。

  进入1998年,“3•8”串案的制造者们又好像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整整一年,那两支枪没有“打响”。联合专案组毫不懈怠,他们认为,枪“不响”并不能说明歹徒“冬眠”。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为保卫社会安定,为迎接共和国50年华诞和澳门回归,沈阳市的公安民警参加了全国规模的追捕逃犯专项斗争,并取得骄人的成绩。但“3•8”案件,始终是全体公安人员的一块心病。

  又沉寂了一年零11个月之后,即1999年10月19日,“3•8”案终于又“打响”了。

  在沈阳市和平区市府大路,有一座中西合璧式的建筑,刑警支队就在这里,“3•8”专案组就设在二楼会议室。房间不大,三面墙壁都挂满了“3•8”串案现场方位示意图,最醒目的是那幅彩色的“3•8”系列案件现场分布图,上面的每个发案地都注有红圈圈,仿佛是滴滴鲜血涂成的。五年来,“3•8”专案组矢志不移,攻坚啃硬,有关“3•8”串案的资料足可以装满一辆132型货车。当年的刑警支队长于凌舜现已担任市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支队李凡政委自从接手工作就搞“3•8”案件,支队长张保华在和平分局当局长时就搞“3•8”案件,调到刑警支队,仍然搞“3•8”案件,人员变了,岗位变了,破案的赤心未变。“3•8”系列持枪抢劫案从1995年9月10日至1997年11月9日连续发生六起之后,于今年10月19日又发生一起,至此,“3•8”串案在沈阳已累计发生7起,共杀死9人,打伤5人,抢劫现金136万余元。

  为什么“3•8”串案困扰公安机关长达五年之久?这是市公安局杨加林局长苦苦思索的问题。以往大兵团作战,收效不大,为什么?关键原因是公安机关一方办案,难免被动。作案人就生活在人群中间,要广泛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跳出固有的模式,不仅在公安内部发动,还要在社会上广泛宣传,让群众参与“3•8”、“10•19”系列案件侦破工作!杨局长果断决定,利用新闻媒体,让社会了解“10•19”案件,欢迎群众举报破案线索。吴宗声、于凌舜两位副局长表示赞同。

  10月23日,沈阳电视台在晚间新闻节目中播出了“10•19”案件中歹徒的体貌特征。第二天,各报纸、电台都刊播了协查“10•19”案件的消息,并公布了刑警支队的举报电话。一时间,在大街小巷,“10•19”案件成了热门话题。

  的确,“10•19”案件与过去六起个案有所不同,那些案子中歹徒作案时都蒙着脸,目击者无法看清其真实面目,而“10•19”案件有一个目击证人,他就是被专案组戏称为“国宝”的老周。老周的出现,为警方掀动“3•8”串案的铁幕助了一臂之力。据老周说,发案那天下午4点多钟,他在“10•19”案现场附近看见两个穿崭新蓝工作服、带红色安全帽的男人,其中那个50多岁的人他多次见过。专案组请刑侦画像专家按老周所描述的体貌特征,为被目击的那个50多岁的男子画像,又经中国刑警学院电脑合成,描绘出一张嫌疑人的面部画像,10月25日,各大新闻媒体公布了专家为歹徒画的模拟像。

  时隔一天,警方在和平区南四马路发现“10•19”案件作案人丢弃的两辆摩托车,一辆为红色八达牌100号摩托车(辽J•95439),一辆为红色长虹牌摩托车,无牌照。这条消息理所当然成了各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闻。

  一石激起千层浪,杨加林局长这个大胆的决定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各界群众纷纷给“3•8”专案组打电话、写信,各方面提供的消息每天都记录两大本子。杨加林、于凌舜两位局长的手机、BP机更是响个不停,应接不暇。

  群众的举报线索源源不断汇集到“3•8”专案组,其中有一条线索给整个案件的侦破工作指点了迷津。


  宏发的王经理夫妇看到警方通过新闻媒体刊播的歹徒画像,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夫妇俩商量一下,于10月25日双双来到铁西区公安分局兴华派出所,向警方提供一条线索。

  王经理做合成板材生意,今年四五月间,他曾发现一高一矮两个男人跟踪过他。王经理的库房对面是一个小市场卖肉的摊位。那几天,他们先是看见一个50多岁的人骑红摩托车买肉,眼睛却朝他们的库房里窥视。过几天,又有一个大个子骑蓝摩托车也来买肉,也不断窥探他们库房的动静。王经理立即警觉起来,他想起了在1997年10月16日发生的铁西家俱城一业主被歹徒枪杀在家中,抢走1.3万元钱和一条金项链的案件,王经理吩咐家里人小心防范。紧接着,他的司机又发现那两个骑摩托车的人又来了,就暗暗记下车牌号:蓝色为辽A•83977,红色为辽A•97649。最后一次,王经理的妻子正在库房点货款,猛然发现那两个人开一辆出租车来了,她赶紧把钱交给姐姐,从后面转移,自己空手从前门走出,只见出租车“嗖”地擦她身边而过,吓得她赶紧躲进一家棋牌社。她清楚地记得,那出租车牌号是辽A•E4729。

  兴华派出所立即把这极为重要的线索反映给铁西区公安分局,分局批示刑警大队介入调查。他们从摩托车、出租车牌号入手,顺藤摸瓜,曲曲折折,终于查出居住在皇姑区昆山中路134号的汪家仁(54岁)和胞弟汪家礼(42岁,住于洪区兴凯乡大堡)有重大嫌疑。

  分局领导马上召集有关人员研究“二汪”,把他们身上的种种疑点与“3•8”串案的几名歹徒的特征及作案细节对比分析,发现有许多吻合之处。经请示市公安局同意,决定传讯“二汪”。

  10月29日凌晨,铁西分局调兵遣将抓捕二汪。8点40分,汪家仁被擒,9点钟,汪家礼落网。

  杨加林、于凌舜两位局长坐镇指挥审讯工作。

  汪家仁长着鹰勾鼻子,单眼皮,面色阴沉,与模拟画像很是相像。为稳妥起见,于凌舜打电话叫刑警支队专案一大队请“国宝”老周来辨认一下。办案人员把汪家仁、汪家礼分别夹在人群中让老周辨认。老周一眼就认出站在第三位的就是案发时到过现场的汪家仁。

  案子透亮了。


  刑警支队和铁西区分局的领导亲自审讯,在两间审讯室内汪氏兄弟均沉默不语。

  汪家仁并不知道警方已掌握他的底子,这个蹲过八年大牢的恶汉,咬牙硬撑。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前几天他还看报纸上刊登他的模拟画像,当时他只是轻蔑地一笑,将报纸扔在一边,汪家礼索性把报纸撕碎,他们绝没有想到正是这张画像日后敲响了他们的丧钟!

  杨加林局长走进审讯室,汪家仁摆出一副老“江湖”的架式,但当他一接触杨局长的目光,不由得心头一凉,眼前这位温文儒雅的公安局长不怒自威。汪家仁要求看看杨加林的工作证,确信对面就是大名鼎鼎的沈阳警界最高领导,他的心理防线动摇了。

  杨加林义正辞严,直指其痛处,汪家仁浑身颤栗,目光散乱,喃喃地说:我交待,10月19日那起案子是我干的……

  汪家仁这个“堡垒”攻克了,汪家礼依然负隅顽抗。办案人员决定让他们兄弟见一面,拿汪家仁这颗蔫炮“轰”汪家礼。

  两位刑警押着汪家仁,沉重的铁镣磕在水泥地面上,发出刺耳的“当啷”“当啷”的声音,震得汪家礼心尖直颤。

  “三弟,已经到这份儿上了,撂就撂吧,我,我都讲了。”汪家仁鼓足勇气,对弟弟说。

  “二哥,让我再看你一眼……”汪家礼几乎哀号了。

  王云阁示意刑警将汪家仁带出去,对汪家礼说“等你交待完罪行,我们会让你们哥俩好好谈谈。


  一阵难堪的沉默。

  汪家礼接连抽了几口烟,慢慢地交待了他们兄弟俩和孙德邻(46岁)、孙德松(36岁)兄弟等人结伙作案的犯罪事实……

  这个恶贯满盈的犯罪团伙形成于1989年。汪家仁曾因抢劫被判刑,出狱后成了无业游民。他在东陵区开了一家肉食犬养殖场,还承包过鱼塘。汪家礼原来是沈阳果酒厂的货车司机,曾因盗窃被判刑,现停薪留职,汪家礼在沈阳南站货场做力工时结识孙德邻(住铁西区贵和街),便密谋抢劫钱财。1989年的一天,汪家礼说,大东区有个警察总带枪上下班,不如抢台车,开车撞那个警察,把枪抢到手。孙德邻心领神会。几天后,汪、孙二人带着铁棒窜到抚顺市,租一辆黑色伏尔加轿车返回沈阳。行至东陵区马官桥,二人打死司机,但轿车怎么也打不着火。二人只好弃车逃走,抢枪计划成了泡影。

  抢枪不成,汪、孙选取中了抢夺车辆然后作案的手段,便一发不可收,连连作案。为壮大力量,汪家礼把哥哥汪家仁、朋友王维旭拉来人伙,孙德邻也把弟弟孙德松介绍到犯罪团伙之中。起初他们作案都是用铁棒和尖刀作凶器,孙德邻觉得这些家什不顺手,经过密谋,汪、孙四兄弟分别前往吉林市买回四支双筒猎枪及若干子弹。有了“先进”的武器,这伙歹徒作案更加频繁,由于分赃不均,他们之间产生了矛盾,1994年夏天,王维旭被排挤出了团伙。

  1995年,汪氏兄弟到广西买回两把手枪和一批子弹。有枪就是草头王,汪家礼成了这个犯罪团伙中的“老大”。这个团伙隐藏很深,他们作案时临时勾结到一起,作案后立即散伙。抢得钱财挥霍一空之后,就再去作案。在“3•8”案以后,孙德邻与汪家礼的矛盾也逐渐显露出来,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干大干小”上,汪家礼几万元、几千元、几百元都想抢,而孙德邻认为应该“干大的”。他们经常为此而争吵,险些火并。

  1998年5月,孙氏兄弟南下广西买枪,准备“单干”。不料孙德邻因涉嫌买卖枪支被广西警方抓获,判刑五年,送到廖平劳改农场改造。孙德松侥幸漏网,逃回沈阳。孙德松千方百计张罗钱搭救哥哥,1999年6月份,孙德松发现和平大街的曹伦很有钱,便勾结汪氏兄弟预谋抢劫。经过多次踩点,于10月19日抢劫曹伦、张德敏100万元。

  分到32万元赃款的孙德松,于10月25日赶到广西宾阳县看望哥哥。汪氏兄弟把分得的64万元和两把手枪藏在于洪区兴凯乡大堡汪家礼的家里,打算消停几年再说……

  专案组根据“二汪”的供述,马上通过省公安厅致电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请求协查在广西境内监所服刑的孙德邻。20分钟后,广西回电,他们已经采取措施控制了孙德邻,并根据孙德邻的交待,很快在宾阳县黎塘镇一家小旅店里,将策划“营救”孙德邻的孙德松抓获。

  11月2日,警方将孙氏兄弟从南宁押解回沈阳。11月3日,警方将王维旭从哈尔滨押解回沈阳。随着预审工作的不断深入,汪家仁等人的罪行一一披露于世:这伙穷凶极恶的歹徒,从1989年到1999年10月19日,先后作案42起,杀死21人,杀伤24人,抢劫财物累计价值人民币达3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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